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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人被关“苏联”生活3年,DAU电影项目有多可怕?

编者按:在乌克兰建造1:1还原的前苏联高压统治社区,招募400人在里面真实生活3年,剧组24小时不间断拍摄,没有剧本,没有表演要求,一切自然生发为14部电影。这个被推上微博热搜的“DAU(列夫·朗道)项目”在电影圈掀起一场大地震和大论战。支持者说,它打破艺术与现实的界限,正在改变21世纪的影史;声讨者称,导演罔顾伦理,丧尽天良。在《列夫·朗道:娜塔莎》后段,女主被克格勃军官用酒瓶塞入下体,这是表演还是真实发生的侵害?我们无从得知。而这曲被强权压迫的女性悲歌,仅仅是“DAU项目”14部电影的一个序章,在未来,这个系列电影必将一直伴争议而行。它要么名垂影史,要么遗臭万年。

两个月前,柏林电影节史无前例登上微博热搜,DAU这个英文缩写词一时间成为网络搜索热词。《列夫·朗道:娜塔莎》(DAU. Natasha,中文片名暂译),这部前线中文媒体纷纷打出五星并给出「本世纪最伟大的电影」等夸张评价的神作,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近些年最“出圈”的电影节系电影。

近日,DAU官方宣布,此前在柏林电影节揽获银熊奖的《列夫·朗道:娜塔莎》率先上线官网DAU.COM,各大字幕组纷纷跟进翻译,中国影迷终于能一睹神作风采。作为DAU计划14部电影的开篇,通过《娜塔莎》我们只能窥见DAU疯狂世界的冰山一角,但充斥着争吵、叫喊、酒精、性、暴力、混乱的压抑沉浸影像已然震撼到不少人,电影与现实界限的模糊亦令它争议重重。

是伟大艺术还是邪恶的监狱实验?人类“模拟社会”的实验为何总是走向失控?艺术是否需要考虑伦理道德,艺术的边界又在哪里?对于有道德争议的艺术家们来说,“艺术”两个字真的是他们最好的保护伞吗?不夸张地说,未来许多年,《DAU》都将伴随这些争议,深刻地影响到21世纪人类对“电影”的重新界定与认知。

DAU到底是什么?

DAU取自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英文名的后3个字母,这个项目命名与导演创作的源起有关。起初,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只是单纯想为列夫·朗道拍摄一部传记片,筹备中发现演员很难融入到影片的年代氛围,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异常大胆的想法。

在他的主导下,一个12000平方米的“苏联”在乌克兰某郊区的废弃游泳池旁被建起,里面的一切都1:1还原1938年-1968年苏联历史的真实场景,这个地方被称为“机构”。在这里,人们保留着斯大林时期的生活习性、衣着打扮、吃喝玩乐,使用当时的说话方式,流通着前苏联的货币,外人进入需要办理签证。换言之,这就是一个以假乱真的与我们世界平行的“现代苏联社会”。

在这个封闭空间里,人们在这里带妆生活,以形成持续性的历史感与信念感。导演伊利亚带着摄影团队穿梭其中,拍摄了长达70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并从中剪辑出14部电影。所有的拍摄都是随机的,导演对每场戏有一个大致的构想,但并不会提供剧本和现成的对话。也就是说,观者在观看影片时,将很难分辨每一场戏究竟是遵照剧情片的排演,还是完全纪录片式的真实记录。

喜获俄罗斯土豪商人的大方资助后,DAU团队在苏联面试上万人,并严格筛选出400个固定非职业演员进入“机构”生活。最微妙的是,这些被选中的人很多都是“量身定做”,科学家在这里还是科学家,流浪汉在这里还是流浪汉,警察在这里还是警察,妓女在这里还是妓女。官方还声称,这些人都是自愿来此生活,如果觉得不舒服,也可以随时离开。

《娜塔莎》中,那位食堂员工娜塔莎的扮演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位性工作者。电影中,她性情开放、渴望爱情,因不堪乏味生活的折磨,与法国科学家吕克发生关系,这成为后面克格勃军官诬陷她私通外敌、严刑拷打她的把柄。在柏林电影节,有记者质疑导演是否对女性残忍施暴时,导演伊利亚以一种绝对权威的方式回应道:“我不在乎,我在妓院找到她的,她是妓女。”

导演的回应进一步折射《DAU》项目的可怕。演员真实的人格与他的角色交融在一起,连演员自己都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不是在“表演”。娜塔莎扮演者曾称,“在机构里95%时间是她自己,拍摄之后不需要回到真实的自己。有些时候很可怕,有些时候很受伤,有些时候很有趣,有些时候很愤怒。”

《娜塔莎》的前半部分,没有任何故事铺垫,我们不由分说就被导演突然拽入一个封闭的餐馆场景,凝视两个餐馆闺蜜员工的日常。分明没什么故事,我们的情绪却被完全裹挟进两位女性不癫狂不成活的精神状态中。那种压抑在娜塔莎被灌醉后的一段自我念白戏中推向顶点。

那一幕,她情绪亢奋、失控,在绝望中坐在地下抽烟、喝酒,不住地质问自己,“我每天到底在做什么?早上在家醒来,白天在外工作,晚上过私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我只是个普通的妓女。”仅仅这一段戏,所有观者深入娜塔莎心灵的深渊,它短时间的张力与爆发的情感能量都足以载入2020年最华彩的电影表演段落,助电影走上神坛。

在那一刻,你有强烈的共情,但诡异的是,你根本不确定,你共情的是娜塔莎,还是这位演员。如果这位演员自始至终都是“自己”,那么,影片中的她到底是在以何种身份发出疑问?到底是质疑娜塔莎在“机构”中的生活,还是痛诉自己在现实中的生活?要知道演员们是长时间生活于此的,那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并非剧本的台词,而是实实在在生命的感受与体悟,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导演是不会喊停的?

虽然主创团队一再强调演员有在拍摄途中有随时喊停的权利,但在那样长时间封闭的集体情境下,演员很容易堕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渊。在某种程度上,导演伊利亚成了这个世界绝对的上帝,他的摄影机扮演着《1984》里“老大哥”的角色,所有人的生活都无法从他们的监视中逃离。与娜塔莎在无意识状态下做爱并被记录的科学家卢克接受采访时称,“伊利亚没有剧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设置好一些情况,一些足以使事情发生的倾向,这样他就可以操纵我们了。”

DAU并不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模拟社会”,大名鼎鼎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西班牙著名电视真人秀《老大哥》(Big Brother)、FOX电视台社交实验真人秀《乌托邦》(Utopia)等都建构了类似的“社会实验模型”。这些被置于摄影机凝视下的社会实验千奇百怪,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最终导向失控与混乱的局面。

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24 名学生被随机分成“狱警”和“囚犯”。主导实验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创造了一个去个人化、去身份化的高压环境,直至场面愈发不可控制。这个实验令津巴多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心理学家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几乎成为心理学教材引用最多的案例之一,甚至,它被很多嫌犯利用来为个人的犯罪行为开脱。

这个实验开始后不久,狱警就开始虐待囚犯(如不给他们睡床垫,不允许更换垃圾)。部分囚犯出现崩溃的迹象。津巴多认为一些囚犯开始“内化”自己的角色(明明可以直接退出,却选择被假释)。局面越发不可控制,原本计划进行 2 周的实验,不得不在执行 6 天后就草草结束。

《老大哥》(Big Brother)是世界上第一档里程碑式的社会实验真人秀,其主要内容是,让一群陌生男女嘉宾以“室友”的身份入住同一间屋子,与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嘉宾们的一举一动被24小时全天拍摄。在封闭的空间内,一切关系和情感都被不断放大,《老大哥》在各个国家不断制作出不同版本,深受观众欢迎。然而,《老大哥》被国内观众认识,主要是因为“女嘉宾在节目中被性侵”的新闻曾被国内媒体大肆报道。

在某期节目中,24岁的年轻姑娘卡洛塔·普拉多在一次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好心”的男选手何塞·洛佩兹将她搀扶回房间,不料他却在摄影机的众目睽睽之下性侵了普拉多。更残忍的是,次日,节目组将普拉多请进“日记房”(diaryroom,专门用于选手与观众和节目组交流的私密房间),将昨晚她被性侵的过程完整播放给她观看,普拉多当场陷入崩溃。《老大哥》这档节目也因此事收视一蹶不振。

《乌托邦》(Utopia)这档真人秀无疑更具野心。15位被精心挑选的个性选手在一个世外桃源生活1年,他们有流浪汉、运动员、高管;有女权主义者、男性沙文主义者;有独裁支持者、彻底的民主派、摇摆不定的中立者……节目组对参与者没有太多的干预,也不设置游戏和任务,所有人要自发团结起来,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与“乌托邦”。Fox称该节目为电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试验。

然而,观众抱着观看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验”的心态去看节目的时候,才发现,节目根本没有按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最终沦为一些迎合观众、挑战道德底线的猎奇表演,如口角、身体冲突、大量的裸体等等。短暂的新鲜感过后,这档节目最终落到无人问津的下场。

无独有偶,在与DAU相似的这些社会实验当中,言语冲突、集体霸凌、种族/性别羞辱、性侵等伦理惨剧屡屡上演。在封闭空间里,人类本性中某些伤害同类的恶性被无限放大。在实实在在的“真人秀”节目中,表面人畜无害的人们都会在摄影机面前做出违背人伦的事情,何况可以借电影表演之名做道德保护伞的《DAU》呢?

当然,我们所有对《DAU》道德风险的指摘还都是缺乏实锤证据的臆想。客观来说,《DAU》仍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与真实程度颇高的真人秀等量齐观是不公平的,毕竟在真人秀上面性侵女嘉宾可是实实在在的犯罪行为。

我们对《DAU》的恐惧恰恰有力证明了此系列电影的成功。换言之,我们作为观众在观影后恐惧导演组在拍摄中可能的出格行为,与电影中娜塔莎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恐惧,二者的恐惧机理其实是类似的。本质上,是我们对人性抱有极大的怀疑。我们不自信地认为,只要给人们制造有利于作恶的环境与条件,那么他们就大概率会作恶。

然而,从大部分的担忧言论来看,多数人对《DAU》的认知都存在过度想象的成分。很简单的逻辑在于,如果娜塔莎的扮演者真的在拍摄中遭遇凌辱,她怎么会乐于跟随导演组参加柏林电影节并发表支持导演的言论?

她在电影节上的另一番言论或许更加趋近事实。“我从没有真正忘记过摄影机的存在,因为旁边总有一个大摄影机,机器后面还有一群人,胶片拍完之后还会换机器,所以不可能视若无物。”

联合导演叶卡特琳娜·奥特尔也认为,“一个人无论身心哪个层面在摄影机前赤裸,他们都必须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才行。像娜塔莎和阿基泼的审讯室这样的场景里,信任和诚实都是必不可少的。”

站在道德高地指摘艺术创造者,这样的行为或许能让我们更安心,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审视下自己,是否过度悲观地低估了人性中良善的那一面。

通常来说,评论一部电影是需要尽量剥离其拍摄背景与抛开预设的,这对于《娜塔莎》来说似乎相当困难,但只针对电影本身来说,《娜塔莎》的影片质量也足够跻身2020年最重要的电影行列。柏林电影节前线记者几乎都是在没被透露影片背景的情况下观影,他们的观影反馈用身体诚实地反映出此片过硬的质量。

从这个亦真亦幻的沉浸体验艺术影像中,个人情感的浓度消解了观众的纯猎奇心态,观众得以全身心融入那个极端的斯大林时代,最后审讯的心理冲击力与观众达成交互,情绪攀升到极点。仅仅是一个餐馆员工日常生活的剖面,我们就已能窥见到那个极权社会对人性残酷压迫的全貌,这样言之有物的历史反思是我们当下需要的。

一部《娜塔莎》还远远展现不出《DAU》这个实验的魅力。《DAU》是艺术杰作,还是变态实验,现在还远未到“审判”的时刻。但可以肯定的是,《DAU》已经成为21世纪最具话题性的电影之一。名垂影史还是遗臭万年,请把答案留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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