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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大战大考看媒体担当

4月27日,“人民日报进校园”云中版第二期《担媒体使命——党报人亲历的中国战疫》 邀约人民日报社六位党报人,在线携手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的青年学子 , 讲述中国战疫故事,讨论主流媒体在大战大考中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担当,带来中国战疫舆论场最前沿的观察与思考。交流荟撷取其中要点,以飨读者。

谢戎彬

谢戎彬,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1998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 1999年10月至2002年8月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站首席记者,多次出入战地进行报道,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年轻的驻外记者之一。2002年回国后在环球时报社工作,2010年任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至今。对国际新闻、复杂国际局势中的中国视角、“一带一路”、中国企业的发展以及传统媒体的新媒体之路等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几年出版了《我们误判了中国》和《我们看好中国》等多本书籍。

“武昌转运失职事件”报道始末

2月9号,武汉市吹响了应收尽收攻坚战进攻的号角。当天晚上,武昌区水果湖街道将组织辖区内的重症病人转运到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前方记者立刻联系了相关负责人,希望记录这一总攻的时刻。在当晚转运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负责转运的是一辆公交车,上面坐满了老人,有些老人只能站着,还有些老人因为体力不支只能坐在过道上。另外车上只有司机和30多名重症患者,没有工作人员跟车协调。到达院区以后,司机不知道具体要把病人送到哪,和谁对接,当时很多无助的老人四处游走,不知所措,甚至嚎啕大哭。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记者马上停止了报道,开始尽其所能地为这些老人提供帮助,并用手机草拟了一份情况说明,交给人民日报的前方报道组,环球时报记者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的高度重视。

2月10号中央指导组迅速约谈武昌区区长,环球时报记者也受邀参加。11号约谈仪式经官方报道以后,我们记者在征得人民日报前线报道组和环球时报的同意之后,围绕9日晚上转运现场发生的一幕,以及中央指导组约谈的内容,并配以在现场拍摄的部分视频,创作出名为“环球时报记者在武汉拍下的这一幕让中央赴湖北指导组震怒” 的新媒体报道发布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到4月18号,这篇文章仅在环球时报微信平台上就有836万的阅读,获得了154个微信公众号的转发。视频则获得了3000万次的播放。有领导对于环球时报在2月9日晚的处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上报的信息非常有价值,很有意义,并对环球时报表示了感谢。

微信文章《环球时报记者在武汉拍下的这一幕让中央赴湖北指导组震怒》

对外舆论斗争尖兵

首先,快速响应。 西方政客,主流媒体挑起的负面舆情,编造的谎言,如果不能及时地干预,就会被当成真相,危害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历练多年的战斗型媒体,这是环球时报对自己的一个定位,有策略敢于发声、早发声 ,是我们一贯的工作思路。 第二个体会,做好预判。 做好舆论传播,既要敢于、善于对一些抹黑的声音快速回应,也要积极抢夺议题的利益权。第三点体会是讲真话,讲实话,用国际舆论听得懂的语言方式,巧妙地维护国家的利益。第四点体会,就是选准靶标。 这次疫情当中一些西方政客、媒体跳得是非常高,他们对中国发起的恶毒攻击是层出不穷。对于一些顽固的反华政客,我们实行了冒头就打,及时驳斥他们的各种谬论。

最后,我们非常重视社交媒体。社交媒体这一块已经是国际主流舆情的集散地。 一段时间以来,环球时报的各个报道平台都加强了对海外社交媒体舆情的分析、研究,从里面找选题、找观点、找问题。举个例子,被中国的粉丝称为“崔娃”的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叫特雷弗·诺亚4月3号在YouTube上分享了一段合辑,视频剪辑了2月份美国暴发疫情以来,媒体宣称新冠病毒就是普通感冒的各种言论。环球网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视频,同时,我们大量收集外国网友的评论,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节目,上传到海外的各个社交平台上去。最后累计阅读量有接近4亿次,评论将近8000万,并被美国的时代杂志、野兽日报、英国卫报等上百家海外媒体转载。

赵安平

赵安平,健康时报副总编,前方报道组成员。致力于健康传播二十年,着力医患关系建设、健康科普、灾难报道、整合传播和健康传播的理论探索,深度参加了2008年的汶川抗震救灾报道,武汉疫情爆发后,已经在武汉前线奋战了两个多月。

“踩对点”与“找对人”

我们的记者张赫发现方舱医院里面不光是医护人员有党支部,方舱医院里面都是轻症,这些轻症患者里面的党员自发组成党支部,帮医护人员做清理,打扫卫生,安抚和调解其他患者的问题和纠纷,安抚他们的情绪。最后我们记者参与采写的稿子发表在了3月2号人民日报头版报眼的位置。党报所属的专业媒体的记者,只要你的敏感度足够,你是可以在党报上重要位置,能够抓住这个的。

人民日报3月2日头版文章《“这个时候更要牢记我是党员”》

在方舱报道全做完后,我又和著名的北大医学部教授、北大哲学博士王一方老师探讨了方舱小乌托邦、临时乌托邦的社会学特色。最后给它定了一个位,实际上从方舱出院的患者跟我们讲,我问他方舱是什么?他说方舱是理想国。 我们就围绕这个理想国:为什么医患能达到最和谐的状态?为什么在那里面大家可以唱歌、跳舞,可以那么高兴。按说是一个医院,应该是黑云压城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最后老师给我们作了非常好的解读,还提炼出了方舱十大关系。我们把这个稿子认真打磨了好几天,等到武汉最后一个方舱关舱的那一天,在健康时报两个版的篇幅重磅推出,及时给方舱做了角度非常新颖的总结。还有就是不断地直播患者出院,有肾移植的患者出院,有98岁的患者出院,有108岁的患者出院,这个是给大家极大的信心。告诉大家,这个病不是战不胜的,不是完全笼罩在死亡的阴影当中。

“健康传播”传什么

健康传播传四个东西,叫知识、概念、技能和方法 ,老百姓最感兴趣的是方法,所以,老百姓追求的是立竿见影,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立竿见影,这是求医的特点。所以,我们在方法的传播上讲究的是“三个一”和两句话。“三个一”就是要做到让老百姓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两句话是外行看了不说深,看得懂,内行看了不说浅,认为你有水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总编反复强调的,科学思维比科学知识要重要得多 ,如何辨别假新闻,没有经过同方评议,没有经过随机、双盲、大样本、可对照、可重复的科学实验,发表在专业期刊论文上的,擅自召开新闻发布会来传播的,这就是假新闻。

我们搞健康传播的目的是通过传播信息来传递价值,进而推动大家行动起来,促进社会变得更好一些。共情形成共振,共振建立共识,互动增加互信,互信形成互助,最后凝聚成力量, 这是我对传播力的一个理解。

白龙

白龙,人民日报社评论部部务委员,专栏编辑室主编,高级编辑,清华大学法学博士。2006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担任政法记者7年,从事评论工作7年。担任记者期间,主要负责法院系统的新闻报道,参与过多起大要案的庭审与报道。在评论部工作以来,主要从事评论版的策划、编辑,以及各类评论撰写任务,是“任仲平”写作团队的成员之一。参与撰写的任仲平文章《同书写不朽香江名句》《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等多次获中国新闻奖。

战疫时期任仲平背后的故事

关于怎么把中央的判断和安排阐释透、解读好,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人民日报的署名任仲平的重要文章。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缩写,我们通过这样大块的文章,经常一篇文章都是七八千字,这样大内容的文章,深度阐释中央的精神安排。

2月5号晚上,评论部就收到了这样一个写作任务,要开始撰写关于疫情的任仲平文章。当时很多同事在家隔离,还有一些同事在京外还没有回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视频会议,讨论提纲、写作的思路,迅速就投入到了文章的写作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非常高效率地完成了一篇重磅的大块头文章,叫做《风雨无阻向前进》,在3月26日刊发,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这篇文章见报后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在各大平台,大家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手机端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推送。仅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点击量就达到了300多万次。

人民日报3月26日头版评论文章《风雨无阻向前进》

90后与国家民族同频共振

一些青少年或者一些青年在疫情当中意识到他(她)和快递员,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被这些人建构起来的。在前些年,我们的青年被称为“宅”的一代,有很多宅男、宅女。所谓的宅,也是一种隔离。 疫情用这种方式提醒他们和社会是有关联的。所有人在体会自己和社会关联的时候,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是一圈一圈往外扩散的, 首先感受到生活中的快递员、送菜员,然后在一层一层波及到整个国家。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感受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

我想关于90后年轻人成长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成长是一个过程,同时它也是由一个个高光时刻所组成的。 很多人的成长往往是在那么一刻,一下子就突然成长了。 我觉得对于很多90后来说,这个高光时刻就是在我们抗疫过程当中,参与到抗疫一线的工作中突然感受到自己身上有这么一个担子。不管是他们做志愿者也好,还是看到很多医护人员都是90后同龄人也好。人民日报评论也把笔触很多投入到他们的身上,我们用评论的方式,用其它的文体聚焦他们、呈现他们的状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90后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也就是让个人的记忆和国家的记忆勾连在一起,这些个人记忆也成为了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通过这种方式,90后把自己和整个国家、民族产生的同频共振的效果,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成长。 我想大概我是这样理解的,而我们的评论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视角把他们放到整个抗疫的整个大局中去的。

张远晴

张远晴,人民日报海外版融合协调处处长,新媒体侠客岛学习小组负责人,前方报道组成员。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艺术学硕士。2008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2014年与同事创办新媒体侠客岛、学习小组。2018年,侠客岛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20年2月14日赴武汉采访疫情。在武汉期间,多次深入医院、社区等地采访,除为报纸新媒体供稿外,还推出10多期“武汉vlog”短视频产品,全网播放量过亿。

派出所里的哭声

岛叔vlog《派出所里的哭声》

有一次去武汉的江汉区民意街派出所采访,当时刚好就是采访进到楼道里面看到有一个大伯趴在那边哭。后来我们一打听,这个大伯姓潘,60多岁,在派出所当厨师,疫情发生之后,因为另外一名厨师被隔离了,他就带着儿子承担起了派出所数十位民警辅警的一日三餐的工作。从1月中旬开始,他两个多月没有休息过。前段时间有人向派出所捐赠了一批辣椒,但是运过来的时候可能由于物流的原因,很多都坏了,派出所当时考虑到,厨房人手少,就没派潘师傅去接手。老潘看了以后觉得挺浪费的,就挑了一部分还好的辣椒腌制了,但有个同事看到以后说:“这都坏了,你要这干吗?”其实同事也是出于好心,但是老潘觉得自己好心没被理解,一时没有忍住眼泪,就在楼道里面哭了起来,现场很多民警纷纷上去劝解他。五分钟以后,潘师傅还是平复了情绪又投入了工作。

当时真是非常巧,跑到现场以后,刚好碰到这么一个场景,我就拿手机记录了下来。因为民警们说,潘师傅在派出所工作了20多年,为人一直和和气气,从来没有见他情绪失控过。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平常都看起来会很坚强,但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事情导致崩溃。在那个现场我也挺受触动,我能理解潘师傅的眼泪,但是更加佩服他的坚强。

后来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了北京的同事,制成了一个短视频,取名叫《派出所里的哭声》,没想到视频发出来之后,成了当天全网的一个热搜,在快手、抖音、微博很多平台上转发,总播放量已经突破了四千万,很多网友看了以后特别感动,男人的眼泪,确实能够让很多人动容。 后来派出所告诉我说,所里接到了很多网友的电话,说纷纷要来当志愿者,给潘师傅帮厨。很多各地的网友都给派出所寄了很多爱心物资,包括牛奶、水果、防疫物资。其实这都是从一些小事里面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充满一种大爱, 这都是非常感人的一些细节。

老民警的请愿书

当时疫情暴发,每个人都特别紧张,很多民警自告奋勇说要去一线执勤或者转运病人,其中还有不少老民警也报名了。这些老民警在请愿书中对组织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老人们都会选择留在船上。 这句话也让我特别感动。当然实践证明了,武汉不是一个泰坦尼克号。

疫情过后,镜头下的这些人又会回到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们可能是我们身边忙忙叨叨的社区干部、家常里短的大爷大妈、街头巡逻的基层民警、医院里一脸严肃的护士长,还有天天进出小区的时候要盘查车证的保安大叔。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我觉得我会对这些身边的普通人更多一份尊敬,因为不要忘了,他们很多人在这次疫情当中,的确是冲在一线的英雄,正是这些平凡岗位上的付出,才撑起了武汉的希望。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朋友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对身边的普通人多一份尊重,因为危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是你我身边逆行的英雄。

付文

付文,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前方报道组成员。2011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2年11月至2017年7月,曾在湖北分社工作,参与过东方之星、抗洪抢险报道。1月26日,正月初二,正式加入前方抗疫报道组,是最早支援湖北分社的3名记者之一。疫情期间,多次深入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医疗废物处置点,采写了大量报道。

70多位爱心妈妈

总书记讲,我们要依靠人民,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我们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就在于我们的人民群众。

比如我采访的有一位华中科技大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叫郑茜(同音),当时她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面护理疑似的病人,不能回家,但是孩子只有半岁多。出来之前,她给孩子留了一些冻奶,五六天之后都已经吃完了。她当时就在小区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明自己因为护理确诊和疑似的病人,现在正在隔离,没办法回家,小朋友又吃不惯奶粉,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多余的冻奶。没想到的是,发出这一条微信后不到半个小时,小区附近将近70位年轻妈妈就在群里响应,并且列出了一份排班送奶的表,让郑茜的老公每天上门去取奶。郑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一边哭一边说,她将来一定要告诉孩子,在这一次疫情当中,有70多位爱心妈妈。

记住社区干部的苦和累

回顾这两个多月的采访,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当时湖北一位副厅级的干部拒绝进入隔离点隔离的事情,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当时微博上、微信朋友圈里都有很多人在转发。湖北省纪委监委2月底的时候就发布通报,说陈某某本人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和疫情防控工作规定,不服从集中隔离、入院治疗等措施,而且在隔离期间违规出入公共场所,影响特别恶劣。后来湖北省纪委监委给予了这个人留党察看的处分,把他原来的副厅级给降为了一级调研员的退休待遇,而且在中间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他违规住上政策性住房,也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了。我自己的感觉,这件事影响是特别恶劣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大快人心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基层社区干部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两头受气,更是多头受气。说实话,社区干部们每个月工资也就只有二三千元,家里面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人自己在外面奔波,多数人都不敢回家,吃住全在办公室,他们的苦和累,其实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这次疫情报道是一次短兵相接的遭遇战,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无准备之战,没有准备就只能一边打,一边琢磨,一边摸索,根据疫情的进展,然后不断地来总结、分析。 包括到现在,我自己回想起来,我们报道了一些白衣战士逆行出征、社区工作者、转运四类人员、下沉干部、就地上岗服务民生等许许多多的守望相助、同舟共度疫情特别感人的一些事迹。我自己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是,这些正面的、正能量的人和事是这一次抗疫报道的主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不辞辛劳、不计名利付出的话,我们真的不可能打赢这场湖北保卫战。

杨学义

杨学义,环球人物杂志社封面组记者,2015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硕士。在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中,采写多篇人物报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从抗疫一线、科研战线、疫后经济等多角度深入采写多篇人物报道。

大时代叙事里的小人物

在武汉解封当天,我们策划了一个叫“武汉解封十二时辰”的报道,采访了4月8日这一天每一个时间段的武汉的普通人,这些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起眼的,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力量让我们非常震动。比如,江汉关大钟。江汉关是武汉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大钟敲钟人的妻子是护士。在8号凌晨敲响这个大钟的时候,他满眼回想的都是妻子身穿全套防护服的画面,因为他的妻子还在一线坚守着。还有热干面的老板,一边采访,一边流泪,非常激动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我终于又看到了大家热腾腾的开始重新的过早了! ”还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监测人员,看到第一辆解封时离汉的车冲他们鸣笛的时候,里面的司机竖起了大拇指,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门口迎候着,全部都哽咽了。还有像雷神山医院的医生,虽然他们救活了很多病人,也是超负荷的运转,但是给他印象留下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他没有救活的那个病人, 他永远心里面的一个伤疤,他永远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这让我真正感受了理解了:什么叫战场,什么叫做对于生命的一种敬畏。

每一个人都可以伟大的活着,只要我们忠于本职工作,一丝不苟把它完成好,在国家和民族真正需要你的时候,义不容辞地冲上去, 我想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就一定有希望的。另外我想说,人物报道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有的时候不会一针见血地去直击一个社会的痛点,不如一些非叙事性的新闻报道来得直接。但是我相信,人物报道往往是最能够击中每个人内心最柔软地方的, 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报道当成一个个时代的拼图。 当最终把这些拼图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壮丽的时代叙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心,以人物记录时代。

人物采访中的真实力量

我们在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的时候,做一些正面报道或是一些批评报道的时候,媒体尤其是党报党刊,其实也是为了建言献策,参与社会的良性构建,也是发挥一个正向性、建设性的作用。 实际上在这次疫情报道当中,《环球人物》做的事情也是在弘扬社会的主旋律和正能量,只是我们侧重叙事和人物性格的描写,尽可能展示人物多个侧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更好地贴近读者。

无论什么样的报道,都应该保持真实, 这是肯定的。你认真采访,用心感受就会发现,自己获得的这些层次、内容、思想往往要比提前预想的丰富得多。我觉得每一个记者都要珍惜这种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记者替代了公众行使的知情权,这个职业需要理想和激情,需要常常保持一颗纯粹的敬畏之心。 我认为回归一个人普通的求知欲,带着挖掘真相,记录时代的初心去写作、去采访,将事情、情感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在情感付诸笔尖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减少情感的损耗,同时又不过度渲染, 这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作品了。这也是《环球人物》始终坚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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